在小井胡同,与小媳妇旗鼓相当、同样可以假“阶级论”而行其道的人,只有电车工人刘家祥。也许是在小市民中浸淫太久的缘故,他很少炫耀自己的先天优势,除 了有一次为马德清藏的那一盒子药方子,他与小媳妇争执起来,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干过的错事,说过的错话不少,可有一条,地、富、反、坏怎么就一样也摊不上 呢?”可小媳妇并不买他的账,她针对石掌柜说的“刘大哥是老工人,根子正”辩驳道:“根子正?根子正不能吃一辈子!不能唯成份!”她这一招很厉害,刘家祥 的命运一下子就被她攥在手心儿里了。于是才有最后那一幕,刘家祥的腿在地震中被砸断,她竟要求医院不给做手术,还让工厂停发了工资,“明说了吧,他要是腿 不折,照样抓起来”。在她的逻辑里,这正是阶级异己分子应该享有的待遇。这一笔让我们看到了剧作家的深刻,无论如何,那个时代的太多悲剧都基于这样一种理 念,即新人类的产生和社会的进步,将取决于某个群体生存权的被剥夺。而难以处理的还是刘家祥这样的中间人物,如果说小媳妇的难度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丰 富性,那么,刘家祥的难度却是他的模糊不清与浑沌一片。濮存昕的松弛,不刻意,不强调,或许正接近这个人物的本色。

  剧作家李龙云自是写人的高手,他的《小井胡同》,有几十个人物出场,除了红卫兵、火葬场工人、小井胡同居民等群众角色,凡有名有姓者,都写得有根有据,生 动活泼,可谓无一人无来历。小媳妇是该剧的核心人物,尽管她出场比较晚,但很快就从边缘进入舞台中心,成为牵动整个剧情发展的叙事动力。小媳妇来自农村, 我们猜想她应该是经历了土改的翻身农民,这个身份为她日后在小井胡同大显身手提供了必要的支持。所以,小媳妇的得势就不仅仅在于她的善于弄权,而是时势使 然。如果说她狐假虎威的话,那么,这个可以为她所假的“虎威”,不是别的什么,恰恰是流行于当年的阶级论。这一点恰好也表现为第二幕所以发展到第三幕的原 因之一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,“文革”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,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阴谋或权力欲的爆发,而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演进和势所必然。因此我要说,小媳妇不 是坏人,她只是赶上了这样的时势;她也不是故意的要弄权,她只是“很有心计”,她的行为并没有脱离她的阶级属性,她不过是按照一种“内心指令”在做事罢 了。

  对戏剧来说,最重要的是什么?我以为非人莫属。而且这个人,一定不是抽象的、一般意义上的人,而是具体的、有其特殊经历和个性的人。话剧《小井胡同》,又何尝不是一场“人”的盛宴?

  戏剧舞台对于人的创造,始于剧作家而终于演员,导演则介乎其间。剧作家提供人的文学形象,导演和演员将其在舞台上复活,观众则根据自身的经验想像和丰富了 人的舞台形象,戏剧的使命既由此而得以彰显。至于《小井胡同》,常常有人称道它的人情世故、世态炎凉、市井生活、时代变迁,乃至历史反思,然而,离开了人 的创造,这一切都将失去依托,无所附丽。曹禺曾经指出“社会问题剧”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,他谆谆告诫年轻作者:“如果我们仅仅写了社会上的问题,而忘了或 忽略了写真实的人,真实的生活,那么我们的笔下就只有问题的代表人物,而没有真实生活中的人,没有那种活生生的、一点不造作的人,那种‘代表人物’是不会 被人们记住的。”

  如果说,这种结局放在石掌柜身上还有些喜剧意味的话,那么,“文革”当中,他那个空军司令部的侄子让小媳妇当众揭穿,却给人一种身世的凄凉感,人们不难品 出其中的辛酸滋味。很显然,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恐惧构成了这个人物最基本的心理动作,他的目的无非是要遮挡那块烙印或“胎记”,以求得生活的安稳,而每一次 都使其处境变得更加糟糕。这也许就是我们看他总有些悲喜交集的原因。正是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,在舞台还原了一段历史。他们既是历史的载体者,同时,也是戏 剧性的承担者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完全可以说,没有人就没有戏剧!

  石掌柜这个人物与小媳妇、刘家祥比较起来就单纯多了。他的阶级属性已经决定了他在小井胡同的地位和处境。所以,他做什么事都显得有点巴结,他的积极,看上 去总觉得是在故意为之。这在第二幕中表现得尤为真切,何冰的表演更突出了他的心理动作。大炼钢铁要争第一,要追赶跑在前面的大井,他提出了扒房找炮的主 意:“这点破南房呢,是我的,可为了大跃进,就是割我身上的一块肉,我要是眨巴一下眼睛,那叫我跟政府二心。”他这么说,不能否认有其真诚的一面,但这真 诚有时却因其夸张而露其马脚,比如他用水萝卜尾巴冒充耗子尾巴,就显出了他的真诚、热情之中是有那么一点虚的。剧作家在这一幕结束时把那尊莫须有的炮安排 在他住的北屋下面,恐怕就有揶揄他的意思。他只能咬咬牙说:“拆!把房子拆了,政府给咱们盖高楼!”

  这正是小媳妇“不容易”的地方。这里所谓不容易,主要是指将她呈现于舞台比其他角色有更大的难度,也就是说,作为演员,不仅要演出她的“恶”,更要演出她 的“真”,这个“真”是更内在的,也是更可怕的东西,其中包含着剧作家对于历史逻辑残酷性的深刻揭示。岳秀清为这个人物付出了极大的努力,她的表演,呈现 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,她很有分寸地控制了这个人物的一言一行,一举一动,而非简单化、概念化和漫画化地处理这个人物,观众很难通过她的表演对这个 人物做出直接的道德评价。如果说有什么不足,我觉得还是剧作本身的先天不足,这种不足更多地源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,即“文革”的痛感还强烈地支配着创 作。这样来看,第四幕尾声出现的“送小媳妇去火葬场”那场戏,虽近乎喜剧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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